墨子所处的时代，比孔子所处时期稍晚，正是春秋战国之交。虽然生产力有所发展，但战争的频率和规模比孔子时期更多、更大。墨子观察到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：“民有三患，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劳者不得息，三者民之巨患也。”面对战火纷飞，饿殍遍地的惨状，墨子提出了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、非命、天志、明鬼等十大主张。其中，墨子的“兼爱”主张，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，蕴含着人人平等的光辉理念，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、思想家之林，独树一帜；在诸子百家中、在中外历史上，熠熠生辉。
　　“兼爱”是墨子思想的核心，也是墨子代表性的观点。
　　所谓“兼爱”就是“远施周遍”的爱，即不分等级、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。
　　理解“兼爱”背后的深意，不妨从字义上说起。“兼”字在墨子的著作里多次出现，他将具有兼爱思想的人称为“兼士”，将反对兼爱思想的人称为“别士”。为什么墨子不像其他诸子单纯谈爱，或者仁爱，而是要加一个“兼”字，再加一个“交”字？“兼”字除了有“广”和“全”的意思，还有一方对另一方的意思，尤其是将“兼相爱”与“交相利”联系起来品读，就更加明显。在墨子看来，兼爱，一定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付出。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按现代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：我爱人人，人人爱我。
　　墨子为什么要倡导“兼爱”呢？
　　墨子所处的时代，是一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。毕生救世、利人的墨子发现，社会之所以失范，出现“国与国之相攻，家与家之相篡，人与人之相贼，君臣不惠忠，父子不慈孝，兄弟不和调”等丑恶现象，都是“天下之人皆不相爱”的缘故。“天下之人皆不相爱，强必执弱，富必侮贫，贵必敖贱，诈必欺愚。凡天下祸篡怨恨，其所以起者，以不相爱生也”。既然天下的祸患皆起于不相爱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这就要“以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易之。”具体来说，即要做到“视人之国，若视其国；视人之家，若视其家；视人之身，若视其身。”也就是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自己的国家，看待别人的家庭就像自己的家庭，看待别人就像看待自己，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视同仁是大同小异的。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以兼相爱，不分彼此，那么，天下就太平了。
　　墨子倡导“兼爱”是着眼于实利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道德说教上。对穷苦人民“兼爱”，就要实现“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”；就要做到“为万民兴利除害”。对弱小国家“兼爱”，就要讲“非攻”，就要竭力帮助它不受大国的侵略。
　　墨子倡导“兼爱”，且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主张。按老百姓通俗的说法，就是墨家弟子都行侠仗义。所谓侠，就是武艺高强、见义勇为、舍己助人的侠客。墨子读书治学，四处游说，以匡世救民为己任。墨家行“兼爱”之道就是要抑强助弱，扶危济贫。小者，墨家弟子“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”，翻译成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有力量的人，努力帮助别人；有资财的人，尽力分给别人；有道术的人，认真传授给别人。”尽力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，达到“强不执弱，富不侮贫，贵不敖贱，诈不欺愚，众不劫寡”的理想状态。大者，墨家弟子精研守城之法，“墨守成规”，介入了战国时代纷乱的国与国的战争之中。不过墨家是“以战止战”。通过完备先进的守城之法，帮助小国弱国抵御大国强国的侵略。“止楚救宋”“止齐伐鲁”就是墨家成功的军事实践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墨家的这种止战息争的做法，在战国时期纯粹是乌托邦的幻想。但这恰恰展现了战火中人性的伟大，恰恰是时时刻刻的战争威胁，催生了反战思想的成熟。墨家体现了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的伟大情怀。
　　墨家的“义”，也有其特别之处。《经上》篇中云：“义，利也”。墨家的“义”和“利”是等同的。即是说，墨家的“兼爱行义”，就是“与民以利”的义行。这与儒家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“君子不言利”的做法相区别，也说明儒家代表的是“食于人”的“劳心者”，而墨家代表的是“治于人”的“劳力者”。“劳力”的平民需要吃饱，希望穿暖，都与“利”分不开。所以墨家重视科技发明创造，以满足平民之利；重视守城之法，以保护弱者之利。更可贵的是，他为了实现爱利天下的崇高目标，甚至甘于舍己为人。这一点连竭力维护儒学统治、极力反对墨子的孟子也不得不衷心赞叹，说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”。
　　墨子提倡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是为了实现“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”的理想，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。但是，“兼相爱”“爱无差等”的理想社会方案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当时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　　对墨子“兼爱”思想，中外历代仁人志士都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称赞：“古时最讲爱的，莫过于墨子，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的博爱是一样的。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·汤因比在他的著作《展望二十一世纪》中也高度评价：“墨子关于舍去利己，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，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，墨子主张的兼爱，过去只指中国，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去理解。” 
　　 (作者系江城足球网墨子研究中心副主任)